“不是脱单难，应该是越来越多人不愿意脱单了”“‘宅’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住宅”“原来的人需要相互扶持，现在以每个人的能力和条件，自己也能过好，就不太需要了”“找工作都难，难道婚后一地鸡毛”……七夕刚过，8月23日，“我国单身人口2.39亿”的话题冲上微博热搜榜，引发不少网友热议。据微博数据显示，截至发稿，该话题热搜最高冲至榜单第二位，在榜时长5.2小时，收获了1.7亿阅读量、1.5万讨论量和19.2万互动量。
业内分析指出，年轻人不愿“脱单”并非中国独有，这也是一个文化现象与社会现象，从全球来看，婚育率下降的总体趋势难以逆转，在我国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的当下，这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我国也正持续出台鼓励婚育的政策进行应对，从而为我国社会经济运行形态随之发生的转型与调整赢得时间和空间。
“并不急于脱单和结婚”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2）》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全国15岁以上单身人口约为2.39亿人。同时，我国年轻人婚育年龄普遍推迟，据《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显示，2020年我国的平均初婚年龄为28.67岁，比2010年的24.89岁增加了3.78岁。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市情研究所研究员陆小成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2.39亿单身人口”数据发布并引起广泛讨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下年轻人的婚恋现实情况。但更准确地说，目前真正意义上的单身人数并没有2.39亿人。“因为15岁以上到适婚年龄以下的单身很正常，并没有参考价值，所以讨论的重点应该是适婚年龄层的单身。不过，这个的总数还是比较大，依然是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在“我国单身人口2.39亿”的话题讨论下，有一则“找搭子”的热评显得清奇。这位网友声称，“91年单身，单身快乐。有没有一起加群旅游和看演唱会的？找个搭子”。
“95后”北漂族王喆也告诉北京商报记者，自己并不急于脱单和结婚。“单身和未婚都只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也意味着现在一个人也能活得比较好，为找人而找人、搭伙过日子对抗风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很多事情就是水到渠成，自己开心幸福最重要。”
此外，也有年轻人表示，“选择单身太正常了”。一方面，身边的合适人选太少；另一方面，目前人生还处于事业发展期，对稳定的物质要求高于不稳定的情感需求，没有物质的爱情也很容易成为一盘散沙。
IPG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表示，越来越多的当代年轻人选择单身，一方面是一个文化现象与社会现象，随着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以及社会福利的不断提升，家庭逐步失去了社会个体的部分生活依托功能，大家更加强调个性与独立，因此导致了不恋爱、不结婚、不生育人群数量的增加；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生活成本、教育成本的提升，人们对于个人生活品质的追求以及社会保障的不到位，导致了生育率的下降，反映我国目前社会保障、公共教育等方面还存在很多需要补齐的短板。
“另外，年轻一代也基本不再关心‘传宗接代’‘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白头偕老’等传统的婚育观念，结婚和生子更多是因为个人情感需要、提升个人生活品质和基于对孩子的喜爱，夫妻扶助和养儿防老的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逐步抛弃。”柏文喜说。
从民政部最新发布的统计季报数据来看，2022年，我国结婚人数为683.3万对，创下1986年（民政部网站公布的数据为1986年以来的数据）来的新低。同时，根据去年以来各省份陆续发布的人口普查年鉴（2020年）以及部分省份民政部门发布的数据，17个省份的平均初婚年龄均已超27岁，其中有8个省份平均初婚年龄已经超过29岁，黑龙江平均初婚年龄超过31岁。
持续施策争得时间和空间
陆小成表示，在我国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的背景下，当前年轻人不恋、不婚、不育的现象也会进一步加剧少子化、老龄化等问题，由此也可能会带来未来劳动力减少、老年人增多带来养老压力等一系列的难题。
据悉，我国自2022年开启人口负增长，并在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2022年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
2020年我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0-14岁少年儿童人口为2.53亿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2.64亿人，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所负担的老年人口超过了少年人口，少儿抚养比为28.3（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100），老年抚养比则为29.5。
有业内人士分析称，这标志着我国已经从一个“养小为主”的社会转变成了“养老为主”的社会，且随着时间推移，养老负担越来越重。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晚婚晚育或者不婚不育，会给社会带来很大压力，并形成长期性的、系统性的影响。但这并非是中国独有，其他发达国家早就出现这类问题。”在陆小成看来，未来，人口老龄化、少儿化和小家庭化等趋势可能日趋明显，以及带来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可能更加深刻，“这是值得持续关注和跟综研究的课题”。
柏文喜则指出，今后婚育率下降的总体趋势难以逆转，但是相应的改善与干预政策还是能够有效提升婚育意愿和减缓人口下降态势，从而为我国社会经济运行形态随之发生的转型与调整赢得时间和空间。
“主要还是要从限制生育转向鼓励生育，从管理思想上彻底扭转，将鼓励婚姻和生育的制度落地，注重福利制度的建设。在不少发达国家，除了一次性的资金奖励外，还会注重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等等，甚至是每年的生活成本都考虑在内，全力以赴减少育儿负担。”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研究员盘和林对北京商报记者说。
对此，陆小成也表示，目前我国也接续出台了不少鼓励婚育、生“二孩”“三孩”等政策，但政策落地的主要障碍还是在于婚育成本太高，有些政策执行力度和扶持策略不够，延长产假、新生儿免费医疗、增加生育补贴等一系列的配套政策也需要跟上，来解决更细节性的问题。
（文章来源：北京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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