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
万历二十年（1592年）成书的《西宁县志》既是郁南历史上的第一本志书，也是云浮市现存最早的方志，其历史价值毋庸置疑。近年，郁南县方志办委托宋德云老师译注该志，在译注本中称之为万历二十年《西宁县志》。
万历《西宁县志》仅存北平图书馆藏本，现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该藏本28x33公分。版式为四周双栏，版心白口，单鱼尾。中缝上记“西宁县志”，中记卷次与页次。行格为九行，行二十字。小字双行，行亦二十字。扉页钤印五方，从上至下分别为“国立北平图书馆藏”朱方、“王氏藏书同光间修鄞慈两志曾经借出”朱方、“臣泰昌印”白方、“玉岙禺庵”朱方以及“万绿轩王藏书”白方。
万历《西宁县志·卷五·秩官志》增记至崇祯七年（1634年），《西宁县志·卷八·艺文志》也收录了西宁知县谢天申（崇祯七年到任）的诗文。对于万历《西宁县志》出现了崇祯年间的记载这种现象，译注该志的宋德云老师在《明代南江文化的扛鼎之作——谈谈林致礼主修的万历二十年<西宁县志>》一文中认为是后世某本《西宁县志》脱页导致的（详见宋德云老师译注的万历二十年《西宁县志》第23-25页）。对此，笔者有不同意见，笔者认为在崇祯七年或之后数年间，万历《西宁县志》重印出版，故而该志有万历二十年到崇祯年间的记载。▲万历《西宁县志》舆图方志重印是比较常见的事，在古代使用雕版印刷的情况下，方志再次印刷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为重新雕刻印版印刷。重印道光《肇庆府志》时就是采用这种方式。道光《肇庆府志》印版在咸丰四年(1854年)毁于兵火，光绪二年(1876年)肇庆知府瑞昌唯有重刻印版，内文不变，只是将地图改用毛鸿宾的《广东舆图》中的肇庆府图。第二种方式是在方志底版存在的情况下，利用旧版印刷，若有增补内容，增补部分雕刻印版印刷。这种方式较为经济，崇祯年间重印万历《西宁县志》就是采用这种方式。我们可以从该志页次看出端倪。万历《西宁县志》时在八十五页后增加三个筒子页（雕版印刷一个筒子页为一板，即增加雕刻即三片印版）收录谢天申撰写的《西宁县典学书院记》，页次为八十五页之一、八十五页之二、八十五页之三，后面紧接八十六页；在八十八页之后增加四个筒子页，收录谢天申所作的《西宁县杂咏》、《龙岩》等诗，页次为八十八页之一、八十八页之二、八十八页之三、八十八页之四，后面紧接卷九的八十九页。增补内容的页次表现形式多样，如嘉靖十六年（1537年）成书的《德庆州志》也有增补的情况。嘉靖《德庆州志·秩官表》就记载至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其在第九页后增加一个筒子页，页次为“增九”。民国《旧西宁县志·职官志二》载：“谢天申，号元庵，蕲水人。崇祯七年由举人知西宁县。居躬严洁，吏治一以礼教，政美人和，枭獍为空。以其俸入创为典学书院，岁时进人士而面课之，士因咸奋于学。”笔者据此大胆推测谢天申在创建典学书院后，增补重印了万历《西宁县志》，充作书院藏书，这也是为什么秩官记载增至谢天申，又收录了谢天申诗文的原因。另外，万历《西宁县志·卷五·秩官志》增补部分线装时出现顺序错误，本应在十四页后面增补一个筒子页，但实际线装时这个增补的筒子页放到了十五页后面；万历《西宁县志》“古迹”条目（页次为八十五页）并非增补，也非后世某本《西宁县志》脱页，而是万历《西宁县志》时初版时已有这条记载，此条目应该是雕刻印版过程中临时增加的，篇幅只有半个筒子页。在地方文史研究过程中，遇到问题无法解决时，换个方向从文物学、地理学等方面着手，往往会豁然开朗。笔者此前在确定明代黄姜峒的地理环境时，就将《万历武功录》记载的“黄姜之南六十里曰南乡”与当今地理相结合，加以《东安县志》以及其他典籍记载，最终确定黄姜垌为后世南乡所城（南乡所城在今六都镇南乡村）一带、南乡在今云浮市区的结论。（详见文章：历史上的南乡、黄姜峒在哪里？云浮市区在明代属德庆州还是泷水县？）关键词：
质检
推荐
